反对新闻的“拒检运动”研究中国新闻和中国新闻史的人，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旧中国历史上的新闻是怎样一步一步建立的？对此，研究一下发生在1945年的国人反对新闻统制的“拒检运动”，或许能从中获得一些启示。这是一场中外新闻史上著名的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其背景、经过和影响都值得今人注目。在很大程度上，它能告诉我们新闻的恶果和珍惜新闻自由的深层原因。

　　拒检运动的背景是的新闻统制与新闻检查制度的确立与加强。新闻统制是新闻检查的总体法律基础，新闻检查是新闻统制的核心内容168体育官网。

　　所谓的“新闻统制”，就是新闻，是反新闻自由的极端形态，是为配合而建立的丑陋新闻“法治”。

　　中国是先行者孙中山建立并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党。孙中山逝世后，内的蒋介石集团在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并迅即在南京另立中央和国民政府，打着孙中山及三义的招牌，实行的。与其相应，的新闻统制思想、政策和法规也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1928年，提出了“以党治报”的方针，要求国统区所有的新闻事业，包括非的新闻事业，都必须接受的思想指导和行政管理，即按照法西斯主义的原则改造新闻事业，将的新闻事业和非的新闻事业统筹规划、统一管制，来实行所谓的“科学的新闻统制”。1934年1月，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明确规定中央宣传委员会在新闻界的任务是“集中经费于少数报纸，培养有力量之言论中心”，“对全国新闻界作有效之统制”。为了学习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同年3月，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新闻宣传会议，中宣委主任邵元冲在会议开幕式上进一步阐释了所谓的“新闻统制”，那就是“一方面要希望自己的新闻宣传发生有力的表现，一方面要应付反宣传的新闻”。作为执政党，要强化其自身的“新闻最高领导权”，这是全部新闻统制的精髓和核心。邵元冲明确提出：“尽力增厚党的新闻业(党报及党的通讯社)之权威，充分培养其本能，使之自动发挥伟大的力量，取得新闻纸新文艺运动之最高领导权”，“彻底完成新闻一元主义之任务”，也就是要对新闻界进行纯粹的全面的党化；要求一切思想言论和行动，不能“违反国民最高原则之三义”，不能”敢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即一律以的意志为准绳。

　　根据确立的“以党治报”的方针和新闻统制的思想，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与颁行了一大批实行新闻的法律、法令，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有关新闻检查的法律、法令，它们是新闻的核心内容，其条文越来越细，其实施一步一步走向严厉，充分反映了新闻一步一步的加强，最终为人民所深恶痛绝。

　　当局最初实行的是出版后审查制度。1928年6月，当局开始建立起新闻宣传审查制度，先后制定与公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指导党报条例》、《指导普通刊物条例》、《审查刊物条例》。根据这3个条例的规定，所有报刊均须绝对遵循的主义与政策，服从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审查。这3个条例的颁行，是政府实行新闻统制法律制度的开始，其目的是为了杜绝一切不利于统治的新闻宣传内容，标志着新闻检查制度的初步确立。1929年1月10日，中央执委会常务会议以3个条例为基础，通过了专门的《宣传品审查条例》，明确规定包括“党内外之报纸及通讯稿”在内的7类宣传品，均须接受中央及各级党部宣传部的审查；“各省、各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应负审查其所属区域内一切宣传品之责，并将审查意见检附原件呈报中央宣传部核办”；“各级党部及党员印行之宣传品及与宣传有关之刊物，均须一律呈送中央宣传部审查”。

　　自1932年起，当局又将出版后审查制度改为出版前检查制度。中央先后通过和颁布了《检查新闻办法大纲》、《新闻检查标准》、《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各省市新闻检查所新闻检查规程》、《各省市新闻检查所新闻检查违检惩罚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有关文件。根据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的规定，“各重要都市遇有检查新闻必要时，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核准，得设立新闻检查所，受中央宣传委员会之指导，主持各该地新闻检查事宜”；“凡在各省、市印行之日报、晚报、小报、通讯社稿及其增刊、特刊、号外等，于发行前均须将全部新闻一次或分次送各该新闻检查所检查”；新闻检查的范围，虽“有限于军事、外交、交通、地方治安及有关之各项消息”的规定，但在实际执行时则将一切新闻报道均列入检查范围之内。对于违检的报社、通讯社，则予以忠告、警告、有期停刊、无期停刊的惩罚。据此，当局先后在上海、北平、天津、汉口等重要都市设立了新闻检查所，由当地党、政、军三方机关派员组成。

　　1934年，即推出报纸、通讯社稿出版前检查制度的第二年，当局又将这一制度推广到图书杂志。4月5日，中央执委会常务会议通过《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组织规程》。6月1日，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根据上述文件的规定，“凡在中华境内之书局、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依据本办法，将稿本呈送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当局首先在上海设立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然后推向全国。在中央专门成立了新闻检查处，由贺衷寒担任处长，负责全国新闻检查工作。

　　抗战爆发后，鉴于中国进入战时状态，政府“名正言顺”地颁发了一系列战时新闻检查法令，建立和健全战时新闻检查制度。1937年8月12日，中央会议修正通过了《新闻检查标准》，对军事、外交、地方治安和社会风化4类新闻规定了13项禁载内容，其中有些确与战事有关，但也有些与战事无关，如禁载“对于中央负责领袖加以无事实根据之恶意新闻及侮辱，以损害政府信用者”。这次会议还通过了《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规定：“凡经中央通过查禁之出版品，由各省、市政府印制禁售出版品一览表，每周分发各书店一次，通知不得发行或出售”。1938年7月21日中央执委会常务会议通过了《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把反对的主义、政纲和政策等8项内容认定为言论，把曲解的主义、政纲和政策等7项内容认定为谬误言论。这次会议还通过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规定中央组织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各大都市或省会成立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图书杂志采取原稿审查办法，对所有未经原稿审查的书刊一律予以取缔。1939年，当局又颁布了《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等，规定原军事委员会新闻检查机构改组而成立的战时新闻检查局，各省、市，各重要县市设立战时新闻检查所，重要县、市设立战时新闻检查室。就这样，建立起了一个从中央到县、市一级，从报刊社、出版社到印刷所、书店的新闻出版检查的罗网，使其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

　　40年代后，当局还将党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将党的新闻审查变为政府执法行为，开始以政府的名义管制新闻出版事业，于是有关新闻出版检查的法律、法令的发布机构也不再是系统的机构，而是国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1940年9月6日，以国民政府名义颁发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出台。这一办法与1938年由中央发布的同名文件不同处是：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改而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也改而隶属于各地方政府。为进一步强化战时新闻出版检查制度，政府还根据历年的执行情况，于1943年10月4日重新修正了《战时新闻禁载标准》和《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并由军事委员会核准施行。国民政府还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明文规定：“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讯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即其他出版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命令其为一定之记载。”1945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了《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规定当局在广大收复区重新恢复同战前大体一致的新闻统制局面，新闻出版检查在收复区照样施行。

　　这样的新闻检查制度在具体实施中充分暴露了这一制度的本质：的新闻检查是一种利己的新闻检查，也是一种媚外的新闻检查，凡对自己不利的新闻都不让报道，凡对帝国主义不利的议论都不让发表，这就是他的本质。有这样两则新闻检查中的真实事件，可以看出的利己与媚外：

　　《生活》周刊是中国现代著名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政论家及出版家邹韬奋接办的一份刊物。邹任主编时，一开始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出发，力求通过《生活》“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幻想在统治下实现“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因此这份刊物为所包容。但邹韬奋的这种改良主义思想，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32年上半年，邹在《生活》上发表了《我们最近的思想与态度》和《我们最近的趋向》两篇文章，指出：“我们深刻认识到，大多数民众以供少数特殊阶级享用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终必崩溃，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成立”，“中国如有出路，必要走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这两篇文章公开宣传社会主义，立即引起了当局的仇视，开始用各种方法加害《生活》，多次派人进行“指导”和检查，最后以“言论，毁谤”罪名，下令禁邮《生活》周刊，并将邹韬奋列入暗杀的黑名单。邹于1933年7月出国。半年后，《生活》被当局查封。利己的新闻检查制度昭然若揭。

　　在《生活》周刊被封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邹韬奋约好友杜重远挺身而出，创办起《新生》周刊。杜重远在他撰写的《发刊辞》中明确表示：“本刊不顾艰困，不辞劳瘁，愿与读者诸君，共同努力，以求实现中华民族之新生。”《新生》还是《生活》的新生，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和《生活》周刊一脉相承。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出版，主编艾寒松以“易水”笔名撰写小品文《闲话皇帝》，泛论中外君主制度，也提到了日本天皇：“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礼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第二天(即5月5日)，上海的日文报纸便故意以头条刊载消息，声言《新生》周刊“侮辱天皇”。接着，在日本侨民聚居的上海虹口一带，日本浪人举行，并将中国人所开商店的橱窗玻璃打碎多处。6月7日，日本驻沪领事以“侮辱天皇，妨碍邦交”为由，向上海市政府与南京政府提出，要求处罚《新生》周刊及文章的作者与编者。一贯对日本帝国主义卑躬屈膝的南京政府，立即训令上海市政府立即查明，并向日本帝国主义赔礼道歉，撤换了上海市公安局长和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6月10日，政府又下了一道《敦睦邦交令》，规定“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处以妨害邦交罪”，企图对一切抗日言论进行检查和封锁。据此，上海市公安局奉上海市政府命令，派人封闭了《新生》周刊社，江苏高等法院判决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的媚外的新闻检查制度同样暴露无遗。

　　正是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的新闻检查制度是一种对新闻自由与新闻正义的摧残，一些进步的报人、进步的政党便采取各种手段这种检查、这种检查。如同的新?闻制度越来越严酷一样，“拒检运动”也有一个酝酿、发展过程，从间接拒检发展到直接拒检，从侧面拒检发展到正面拒检。下面截取几个历史片段，来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

　　的地下报刊是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出版的。一再严令查禁、取缔党报刊，残酷编辑发行部门、承印机关、贩报人和读者，凡运送、传阅党报刊的人，一经查出就会被监禁或杀害。《红旗日报》出版仅一周，先后被捕去发行人员四五十人，该报承印机关前后被封闭3次。《上海报》先后有10名送报人和特派员被捕，其中有的被判8年重刑。因此，党的报刊经常伪装封面、更改报名出版。如《布尔塞维克》就曾用过《少女怀春》、《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科书》、《中国文化史》、《经济月刊》、《虹》等伪装名称。《红旗》的伪装封面有《快乐之神》、《摩登周报》、《红妮姑娘艳史》、《佛学研究》等10多种。《列宁青年》用过《美满姻缘》、《何典》等伪装名称。《中国工人》曾用《红拂夜奔》、《南极仙翁》、《爱的丛书》、《性的知识》等伪装封面出版。此外，为逃避敌人耳目，党的报纸还常常仿照消闲小报外形，用红纸印刷，第1版和第4版都刊满商业广告，标题也尽量趣味化，文章也常用隐晦曲折的手法。

　　史量才(1880—1934)，又名史家修，上海青浦县人，曾担任过《时报》主笔。1912年买进《申报》后、，苦心经营，使《申报》成为国内著名的大报，他本人也成为上海报业巨头。九一八事变后，他的爱国热情高涨，态度发生很大变化，并主持了《申报》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副刊《自由谈》的改革最为突出，确立了“务以不违时代潮流与大众化为原则”的编辑方针，专登新文学作品，特别是杂文。据不完全统计，《自由谈》从1932年12月1日开始改革到1935年10月31日停刊，总共发表各种杂文近2000篇，这在当时的报刊中是绝无仅有的。鲁迅、茅盾等左派作家利用《自由谈》这块园地，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批评时政的杂文，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鲁迅在为《自由谈》写稿的近两年中，为逃避的言论检查，用48个笔名共写了143篇杂文，引起了当局的忌恨。对史量才实施拉拢、利诱手段，给了他许多荣誉和职衔，但史都不为之所动。《申报》对当局的批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日趋激烈。蒋介石终于对《申报》露出狰狞面目，于1932年8月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禁止《申报》邮递。史量才急派该报驻南京采访部主任求见蒋介石。蒋说，《申报》可以恢复邮递，但要撤换总编辑等人员，并由中央宣传部派员去“指导”《申报》的编辑和发行，实际上是进行全面检查和控制。史量才表示，总编辑可以由蒋所指定的张蕴和接替，但坚决不允许中宣部派员“指导”，并说，倘若政府一定要派员进馆，宁可将报纸停刊。蒋介石的意图难以达到，便暗中着手根除史量才。1934年11月13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军统特务组成特别行动组，在沪杭公路上狙击史的汽车，刺杀了史量才。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本很出名的书，出版时书名为众人所知，即《西行漫记》。它的作者是著名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出于职业的敏感，他对这样一连串问题具有极大兴趣；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他们怎样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党的领袖是什么样的人?中国主义运动的前景如何?它一旦成功，对世界历史进程将会产生什么影响?1936年6月3日，经宋庆龄介绍，毅然前往陕北进行采访，全程历时4个月。同年11月14日、21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首先发表他采写的题为《与党领袖的会见》的长篇报道和他拍摄的头戴八角帽的照片，轰动了中外新闻界。接着，英国《每日先驱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亚洲》、《大美晚报》、《太平洋事务》、《太阳报》等报刊陆续刊登了写的关于陕北之行的一组报道，计30多篇。1937年2月，美国《生活》画报发表了75幅在红色区域拍摄的照片。3月，将他的原稿、照片等交给北平一些爱国知识分子译成中文，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为名出版。在所发表的报道基础上，撰写了30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10月由英国兰戈兹公司正式出版。两个月内再版4次，销售10多万册。1938年1月，美国兰登出版社也出版了此书。2月，上海地下组织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出版，为避过和日军检查，原书名被改为较为隐晦的《西行漫记》。这就是很多人知道《西行漫记》，而不知道《红星照耀中国》的原因。

　　《新华日报》的报道受到政府的监视和限制，特别是迁移到重庆以后，想方设法对它施加压力，企图阻止它的出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华日报》的全体工作人员同当局进行了长期的、坚决反对新闻检查的斗争。以其制定的《战时新闻禁载标准》和《战时新闻检查办法》等法令，对《新华日报》的内容进行严格检查，任意删改和扣压新闻稿件，给《新华日报》的报道造成很大困难。为此，《新华日报》就采取“开天窗”，改登“更正”或“启事”等办法，向读者揭露的新闻检查制度和摧残言论自由的行径。有时也在报上发表言论，评论的所谓“新闻自由”，或者利用新闻检查机关的内部矛盾，让其自己“违检”。除了进行合法的斗争外，关键时刻《新华日报》也进行“非法”斗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报道这次事变，《新华日报》决定发表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写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把并未排有周恩来题词的版面送交新闻检查所，而实际印刷出版的正是有题词的版面，等发觉，这一天的报纸早已传遍山城。

　　透过以上历史片断可以看到，在执行压制新闻自由的新闻检查政策中，进步人士从未中断过拒检的行为，终于在抗战胜利后，兴起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拒检运动。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6位参政员黄炎培、褚辅成、冷通、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等应主席的邀请去延安访问。黄炎培回来后，将他在延安所见所闻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书中翔实地记载了中国党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和解放区、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成就。为免遭书刊检查官的删改，国讯书店在其他进步出版机构的支持下，接受了中国党员黄洛峰的建议，决定不将此书送当局检查而自行出版发行。就这样，此书稿没有递交检查就于8月7日正式出版了。这是统治区第一本拒检出版的书籍，至此拉开了拒检运动的序幕。

　　《延安归来》出版后，进步人士张志让、杨卫玉、傅彬然3人起草了重庆杂志界宣布“拒检”的联合声明，在征得《宪政》月刊、《国讯》杂志、《中华论坛》、《世界》、《再生》、《民宪》半月刊、《与科学》、《中学生》、《新中华》、《东方杂志》、《文汇周报》、《中苏文化》、《现代妇女》、《战时教育》、《国论》、《学生杂志》等16家杂志社的签名后，于8月17日正式发表，庄严宣布自9月1日起一致不再送检，并将这一决定正式函告中宣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国民参政会。同时，《宪政》月刊、《国讯》杂志、《中华论坛》、《世界》、《民宪》、《再生》、《东方杂志》、《新中华》、《中学生》、《文汇周报》等10家杂志社还决定出版一份不向政府办理登记手续、稿件全部不送检的《联合增刊》。8月27日，重庆杂志界联谊会集会，在拒检声明上签名的杂志社增至33家。9月15日，《宪政》月刊、《国讯》杂志等10家杂志社联合出版，国讯书店发行的4开报纸《联合增刊》第1期出版。9月18日，中国党领导的机关刊物《群众》杂志也正式宣布自即期起不再送检。

　　重庆16家杂志社拒检声明一发表，立即轰动了整个文化界，并得到了各界的支持与响应。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国讯书店等19家出版社组成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宣布坚决支持重庆杂志界的拒检声明，不少进步人士发表文章予以响应。第二天，《华西晚报》的叶圣陶执笔起草了成都17个文化团体《致重庆杂志界的一封公开信》，大声疾呼：

　　言论自由必须是完整的，决不能是残缺不全或仅为一派所享有的特权。……从今天起，……共同举起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检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压迫言论自由的法令与制度的死亡！

　　9月9日，向来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的书生叶圣陶在重庆杂志联谊会《联合增刊》2号发表了怒目金刚式的短文《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他论证了“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当然没有存在的理由”之后，指出：

　　我们不要这个制度，并不因为我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你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他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即使我的你的他的思想言论都没有被禁被删，将来也永不会被禁被删，我们还是不要这个制度。制度存在，总有我你他以外的人受着精神上的，我们与他人精神上是共通的，他人受到也就是我们受到。……发表的自由成为公众生活的要素，大家必须努力学习，使发表的自由收到充分的效益。一面争取，一面学习，从今开始不算迟，可是非开始不可……这种自由，我国人以前没有享受过，从今起要享受它了，而且要绝对的享受它。

　　9月1日记者节这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反映国统区新闻文化界的意愿与呼声，抨击当局实施的原稿审查制度，号召新闻文化界为争取新闻出版与言论自由而斗争。9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走向和平的新中国》再次呼吁：“现时的一切束缚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法令必须立即废除。”9月8日，成都《新中国日报》、《成都快报》、《华西晚报》、川康通讯社、自强通讯社、国论社、《大学月刊》、《天风》、《开明少年》、《现代周刊》、《大义周刊》等16家新闻出版机构集会，一致决定以行动响应重庆出版界的拒检斗争，宣布报纸通讯社自即日起、杂志自即期起，自负言论报道之责，不再送交任何机关检查，并发表《致重庆杂志界联谊会公开信》予以声援。至此，由重庆出版界发起的拒检运动扩展到成都，并由出版界扩展到新闻界。10月，成都参加拒检斗争的新闻出版机构增至22家。9月17日，成都27家新闻出版机构集会，决定成立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推举叶圣陶、黎澍、沈志远等7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宣言，提出了争取“发表的自由”的具体主张。此外，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还出版一份联合刊物《言论自由》，9月25日创刊，双周出版。与此同时，昆明《周刊》、《大路》杂志、北门出版社、进修出版社等11个新闻出版单位也于9月15日集会，宣布一致响应重庆、成都两地的拒检斗争，并决定成立昆明杂志界出版界联谊会。22日，昆明《大路》周报等11个新闻出版单位联合致函云南图书杂志审查处，宣布自即日起所有文稿不再送审。同时致函昆明市印刷业同业公会，请该公会转告各会员印刷厂，此后一切付排稿件概由各单位自行负责，无须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以致影响出版时间。此外，桂林、西安等地的新闻出版界也纷纷成立联谊会，集体投入拒检运动。四川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学生编辑的刊物、壁报也通电响应拒检，不再送交自己学校训导处检查。

　　拒检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使正在玩弄“和谈”阴谋的当局陷入被动局面。在国内，国共两党正在重庆举行谈判，国统区和平运动日趋高涨，而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时机尚未成熟。在国际上，各国政府纷纷取消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无形中对当局形成了一种国际压力。为了缓和国内外的矛盾，当局于9月12日由中宣部长吴国祯出面，向外国记者宣布自10月1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但收复区在军事行动尚未完成以前除外。接着，当局又指使中宣部新闻事业管理处处长马星野撰写《之历史基础》一文，于9月15日发表在重庆《中央日报》上，以个人名义表态。9月22日，中央第十次常务会通过了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与办法。至此，国统区新闻文化界为之奋斗多年的取消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斗争，经过为期两个月的拒检运动的洗礼，终于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为了巩固和发展拒检运动取得的胜利成果，争取更大更多的新闻自由权利，国统区进步新闻文化界在欢庆胜利之时，进一步提出了新的斗争目标，将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推向新的。10月1日，即废止新闻出版检查的第一天，重庆《新华日报》为此发表《言论自由初步收获》的社论，指出：“检查制度的废止，是言论自由的开始；但还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现”，号召国统区进步新闻出版界为争取更多的自由而继续斗争。10月初，昆明《周刊》、《人民周报》、《大路周刊》、天野社、诗与散文社、北门出版社、孩子们社、进修教育出版社等10余家新闻出版团体联名发表宣言，提出了新的斗争目标，如废除新闻检查制度，“收复区不能例外”，“取消中央社的新闻垄断政策，民营通讯社和报馆有自由采访、收发新闻和翻译外国新闻的自由权利”，“保障民营出版机构”，等等。11月，上海新闻文化界91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当局压迫人民自由，要求废止收复区的新闻检查制度，实现言论出版自由。12月，上海30余名新闻记者联名发表宣言，反对上海市政府实行统制新闻的措施。同月，昆明《星期刊》等17家杂志社联名提出废止有关限制出版的一切法令等主张，并建议在新闻文化界开展一场拒绝登记的运动。1946年1月8日，重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大学印书局、交通书局等10余家出版社联名致函即将召开的协商会议，提出废止出版法、取消期刊登记办法、撤销收复区检审办法，明令取消一切非法检扣、取缔寄递限制等5项要求。

　　从拒检运动的兴起、发展到胜利的全部过程，可以看到争取新闻自由的历程是多么艰辛。曾领导《华西晚报》参与拒检运动的黎澍在后来回忆这一场胜利的斗争时，欣慰地说：“我们深感快意，因为这个万恶的制度是由我们亲手把它埋葬的。”郭沫若在1945年底为《华西晚报》题诗一首，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