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语境下的美国新闻自由剖析战争是的延续，新闻作为戴着镣铐跳舞的舞者，其本身也会对战争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不可否认，美国的新闻自由是为美国既存的社会秩序服务的，也就是说，其自由不应有违公共利益。因此，美国语境下的新闻自由实质上表现为：媒体有权自由地获取其认为有告知公众价值的信息，并且能够以其所选择的方式告知公众，在此过程中，其报道必须遵从客观、公正、中立的新闻报道原则。

　　19世纪90年代，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稳居世界首位，从1860年到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增长4倍，从世界第四位跃居首位。①19世纪90年代末，“西进运动”濒于结束，而国内资本为谋求利润最大化，急于寻求海外市场进行资本输出。在此情况下，一些议员极力鼓吹美国应效仿欧洲列强开拓殖民地，进行对外战争。此时的美国报业资本集团已初具雏形，视觉冲击力较强的新闻图片在报纸上得到广泛运用。以普利策和赫斯特为代表的大报团竞争空前激烈。基于美国民族主义高涨的现实，他们及其他一些大报团积极附和政府对外扩张的政策。在据克里尔曼1901年回忆，当时，赫斯特为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曾在给其派驻古巴的得力记者雷明顿回电：“哈瓦那，雷明顿，请留下，你提供图片，我提供战争。”②美西战争爆发后，美国《新闻报》的一名记者居然参加了战场冲锋，赫斯特甚至亲自组织了一支由记者组成的冲锋队。此时的美国媒体已经自觉不自觉地为资本和民族主义所绑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抛弃了客观、公正、中立的报道原则，泯灭了新闻自由意识，成为资本和民族主义的敲边鼓者，在美西战争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可以说，这一时期，尽管美国媒体在获得信息及信息的传递时很少受到来自政府的限制，但是不容否认，此刻美国的新闻自由度最低。

　　美西战争后，美国资本加速集中，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的声音也日益多元化，媒体的竞争日益激烈。在这一情况下美国参加了一战，为了维护大多数资本的长远利益，美国政府“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战时新闻管制和检查政策，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建立了完备的相关制度和限制新闻传播的法规”。③美国政府在1917年4月13日成立由乔治克里尔领导的公共新闻委员会，5月28日，公共新闻委员会主席克里尔发表了《预备声明》，6月15日威尔逊总统签署的间谍法（ESPIONAGE ACT）,提及实行强制性新闻检查到1918年，《惩治叛乱法》（SEDITIONACT）使公共新闻委员会最终获取了实施全面新闻检查的大权。同年通过的《间谍活动法案》则判定发表或撰写任何被认为有助于敌人的言论和行为有罪，按照这条法律877人被判定有罪。这导致新闻记者和普通大众最终接受了政府对信息的管理。1917年10月通过的《与敌贸易法》规定对海外发往美国的通讯进行检查，国内出版的外文刊物须向政府提供译文。一战结束后，美国又通过《煽动法》对战时媒体的报道内容进行严格限制。

　　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任何霸主国家的利益触角都会伸向世界的每个角落，美国自然也不例外。二战前，美国全球利益扩展，使得美国与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矛盾；同时又由于美国国内保守主义盛行，使得战争初期美国对欧洲战事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此刻，美国媒体受到的约束较少，因为，美国政府并不认为自己与欧洲的战火有什么直接的相关利益。这反映出美国战时新闻政策只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手段，并非他们所鼓吹的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

　　随着欧洲战场形势的日益恶化，美国不断调整其中立法，向欧洲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进行政策倾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于1940年通过了《史密斯法案》，对言论自由只进行了少量的限制。1941年12月19日罗斯福总统根据第一战争权力法设立了文讯检查局（Office of Censorship），其后《美国报界战时行动准则》和《美国广播界战时行动准则》于1942年1月15日出台。④文讯检查局局长拜伦·普赖斯强调，这种新闻检查以“自发检查”为主，禁载和禁播的要求都不太严厉，以免美国人民对战争的进程一无所知。同时，这种检查只涉及新闻部分，不触动社论和其他评论，不限制媒体发表意见和行使批评的权利。⑤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美国的新闻政策相对较为宽松。并且随着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与程度加深，美国的战时新闻政策越来越完备健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争初期，美国主要还是沿用了其二战时期以“自发检查”为主的战时新闻检查政策。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政府及民众对以麦克阿瑟为首的联合充满信心。而美国政府也想借此展现一下美国领导世界的实力。然而，军事上的失利使得国内对朝鲜战争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为了缓解社会压力，美国政府改变了当初的新闻检查政策，实行了强制性的新闻检查，严格限制新闻记者进入战区，延长新闻稿件的传递时间，对其稿件进行审查。

　　20世纪60年代初的越战期间，由于美国始终没有对越宣战，政府无法动用其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同时，由于电视这一新兴媒体急需获得公众的认同，他们积极加入新闻战，使得新闻竞争空前激烈。一批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战场，以求获取独家新闻。到战争后期，电视新闻记者揭露“美莱大”这一震惊世界的战争暴行，正是这篇报道掀起了美国的反战狂潮，最终迫使尼克松政府于1972年签订《关于在越南终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协议》，从越南撤出。基于越战失利的教训，美国政府开始着手制定兼顾新闻界与政府利益的战时新闻政策，以此来缓和与新闻媒体的矛盾。

　　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其间美国政府实行了空前严厉的，战争结束后才允许一批印刷媒体的记者和摄影师进入战场。1985年美国组建了国家新闻处，专门对战时新闻进行管控。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的新闻控制相对于1983年有所放松，改变了当初禁止记者在战时进入战场的做法。“3月3日，在设在科威特城南部距市中心40公里的希尔顿海滨度假村的美英联军新闻中心，将各国已经登记申请采访的671名记者分成若干组，编入美军，到前线部队、航空母舰、前沿阵地，与美军士兵同吃、同住、同行动。联军新闻中心明确要求，记者要服从安排，不得随意调换；不允许携带武器，否则将与《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中立身份不符；摄影记者不允许在夜间使用闪光灯；记者在战地做现场报道，要得到战场指挥官的允许……同时，美英联军新闻中心特别声明，记者的报道不会受到审查，每个人对自己的报道负责，如果在一些军事或安全方面的问题上拿不准，可以向新闻中心查询和求证。”⑥

　　美国国防部还与美国中央总部、联合参谋部、新闻机构等部门多次召开协调会议，明确“无害报道”事宜。美国国防部及中央总部对记者主要采取了以下严控措施：一是封闭战场敏感区域，控制记者的活动范围；二是严禁记者个人自由来访，建立新闻记者团制度；三是采取“人盯人”战术，为战地记者配备公共事务陪同军官；四是为每位记者发放基本规则表和准则表，要求严加遵守；五是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统一报道口径。战争爆发后，记者团的所有新闻稿件都必须接受严格的“保密”审查。这些措施引起了记者们的普遍不满。鉴于越战的巨大教训，美国防部对电视报道进行了特殊管控。其一是严控本国及盟国的电视记者出入敏感战区，拍摄并且播发刺激性画面；其二是在必要时摧毁敌国的电视台和转播站。这一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后来对南联盟的空袭中得到了全面的实施。⑦

　　在海湾战争中，记者团所有成员在写每份稿件时都要得到军方的批准，基本上所有的新闻稿件都要接受公共事务陪同军官的当场检查。如发现违反了基本规则，公共事务陪同军官和记者如对有争议的材料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稿件将被立刻送到新闻处长和有关的新闻代表处进行审查。若仍达不成一致意见，就会被上送到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手里，由他和国防部国家新闻处处长一同审查。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与记者打交道方面有了更多的经验，对战争新闻的控制由“堵”变“疏”。

　　阿富汗战争在大多数美国公民的支持下于2001年打响，即使在出现误伤平民的报道出现后，美国人还坚定地对政府表示支持。而美国政府在这次战争中首次将网络纳入了新闻管制范围。

　　2003年伊拉克战争打响，美国的新闻自由又一次面临着战争的考验。中央司令部制定《关于嵌入媒体的公共事务指南》，随后500多名记者和被选出来的军事单位生活、工作或者行进在一起，军方承诺将最小地限制记者们的行动，让他们最大限度地获得战斗信息。中央司令部指出：媒体对战争的报道“在现在以及未来几年里塑造对环境的公众理解”。由此可见，美方已对媒体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有了比较理性的认识。

　　首先，新兴媒体的出现往往会对美国的新闻自由度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产生了大量的时效性极强、新闻价值极高的新闻资讯，显然这些是传统纸质媒体所无法承载的。越南战争时美国的战时新闻政策较为宽松，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由于政府对电视新闻的管控缺位，无法援引现有法规进行严格检查，让追求视觉冲击力的电视新闻记者钻了空子。实际上，美国越南战争的大部分丑闻都是由电视新闻记者揭露的。

　　其次，战争的进展情况也会对新闻自由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的新闻自由度的维护和提高离不开深厚的支持。“美莱大”等战争暴行的揭露往往都在战争的中后期，尤其是在战争进展不利时。这些事件之所以最终大白于天下，主要是由于随着对战争的深度介入，媒体掌握的来自战争一线的信息日益增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相对于政府的信息平衡，获得了影响的信息资源。

　　第三，美国的新闻自由度与个别媒体的成长是分不开的。在海湾战争中“以‘战’成名”的CNN带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启示：正是由于成长中的CNN急需取得受众的认可，才创造了全球直播的战时新闻报道方式，这一方式最终成为美国新闻自由的“名片”。

　　第四，美国的战时新闻政策也深受传播理论变革的影响。20世纪初，“枪弹论”大行其道——大众媒体具有无穷的威力，受众是中弹即倒的。为了尽可能减少敌方宣传对己方的影响，美国政府执行了相对严格的新闻检查政策，制定了为数众多的战时新闻法规。实际上，美国战时新闻政策的制定是建立在哈罗德·拉斯韦尔等人的研究基础上的。拉氏受命于美国政府，专事研究战时新闻宣传，他的研究成果为美国战时新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依据。后来，随着传播理论的发展，枪弹论逐渐失去了市场，有限效果论、适度效果论等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逐渐放松了原来执行的较为严格的新闻政策。

　　最后，美国战时新闻自由也与美国政府与新闻媒体的互动有关。经过多次战争，美国政府已经掌握了基本的与媒体打交道的技巧，其主要手段有：主动设置议程控制主导权；进行定期新闻发布；指定个别媒体独家采访报道（这主要体现在其在阿富汗战争中指定CNN独家传送关于战争的图片、录像上⑧）等。可以说，这时美国政府对新闻管控已有所转变，硬性的限制有所减弱，但其软性的一面正在加强。

　　美国战时新闻自由度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一直以来就在不断地变动，历次战争都不相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168体育最新网址，每当美国媒体竞争比较激烈时，美国民众对战争的共识较多时，美国媒体在战时的新闻自由度就较大。美国政府及美国媒体经过百余年的磨合，已对彼此的底线了然于胸，斗而不破已成为双方共识，两者都意识到了彼此共生于美国既有的社会制度下的现实，对双方的信任度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此情况下，一方面，美国的战时新闻自由度呈现一种波浪式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美国的新闻自由面临着政府的基于战争需要的隐性控制。

　　⑤【美】迈克尔·埃默里 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八版）》[M]，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⑦明安香：《美国新闻自由历史性沉沦的里程碑——科索沃战争一周年回顾》[N]，中国报业网,，2003年12月25日